如大禹在选择王位继承人时，曾立而举皋陶荐之，且授政，按《尚书?舜典》中的说法，皋陶曾作舜的士，并在大禹时继任，按理推测其年龄应与禹相仿，皋陶先禹而卒也属正常。

如杨春梅教授说：汤武征伐纵使有其正义的一面，也不可能只是‘厥角‘稽首、载歌载舞的场面，而没有战争拼杀和流血。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农氏弗能征。

司马氏说：及禹崩，虽授益，益之佐禹日浅，天下未洽。尽管学问与道术、知识与思想不可强分，但先秦诸子对知识的整理与学术的传授，并不是为了知识性的纯学术，而是为了传‘道。孔子儒家不仅与兵、法、纵横等诸子积极迎合诸侯大欲的要求不同，而且与老子否定三代礼乐传统亦不同，他们对三代文化的延续持肯定态度。（《论语?宪问》） 除反对诸侯征战外，孔子还将祭祀祖先纳入儒学原创体系中。《史记?周本纪》中说：西伯曰文王，遵后稷、公刘之业，则古公、公季之法，笃仁，敬老，慈少。

然而，上古社会是否果真如此呢？传世文献中描述的历史场景是否真实呢？不少人禁不住产生疑问。反对者则将孔子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拉历史倒车的典型代表。目之看，指向空间外感的有形之物;闻是一种依止于时间内感的倾听，古人对此特别重视。

孟子关于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道传承论，乃基于一种学术根源性的意识;而其有关孔曾思孟学脉系统的论说，则着眼于当下学术新统的建构。在天或自然里面，不包涵有礼义的伦理的规定。过去学者否定思孟学派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。孔子由此创成自己的一贯之道，以之上承周文三代而归本于尧舜。

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余岁，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则见而知之;若孔子，则闻而知之。《解蔽》说： 曾子曰：是其庭可以搏鼠，恶能与我歌矣。

今之所谓大人堂高数仞，榱题数尺食前方丈，侍妾数百人般乐饮酒，驱骋田猎，后车千乘，皆从其耳目之欲，而受制于外物者，其虽在大人之位，至于其所为，则从其小体，而实为小人者也。以后诸家说法不一，或以为此五行的内容即水火木金土与五常相配[8](P63)，或以为五行即仁义礼智诚五德[9](P133-134)。那么，他为什么还要批评思孟的五行说呢?我的解释是，荀子批评思孟五行是神秘主义，根据在于思孟混淆了天人的区别性。又：道者，圣之臧(藏)于耳者也。

孔子之学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。(释文见李零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第79页)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孔子之谓集大成。唯有德者，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。《中庸》首章即言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[1](P19)。

《公孙丑下》记载，孟子本来要去朝见齐王，恰好此时齐王也来召见他，孟子反称病不见。闻，所重在听;见，所重在明或看。

五 综而言之，思孟之学的存在，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;同时，它的形成，亦与学者自身的反思和自觉意识具有密切的关系。《礼记·乐记》说：知礼乐之情者，能作，识礼乐之文者能述。

2、郭店楚简《五行》篇：金声而玉振之，有德者也。不仅如此，孔子还将其道溯及上古圣王。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则不敢召。孟子的解释是：曾子与子思所处的地位、时势不同，然正因时势、地位不同，才有不同的行为和处理办法。圣者闻而知道，这个闻，是在内在的倾听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义上与天道的直接照面3。《韩非子·显学篇》讲孔子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其中包括有子思之儒、孟氏之儒。

司马迁说孟子受业子思门人，孟子也通过追述曾思佚事并诠释其义理精神，表明了其学行与曾子子思之间，具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关系。‘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，此之谓也。

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，耳目之欲接，则败其思，蚊之声闻，则挫其精。[2](P80)帛书《五行》篇解释说：天生诸其人，天也。

由此，在《孟子》书中找到了五行的证据。荀子又引《易·坤》六四爻辞括囊无咎无誉批评腐儒的慎言，亦颇值得注意。

同时，《五行》篇又以天施诸人与人施诸人对举，来说明此道落实于现实而成为一种文明的方式。这闻而知之者一类，大体上都是儒家所谓的圣人，是一种新时代或文明新局面的开创者;见而知之者一类，则基本上属于儒家所说的贤人或智者，是一种既成事业的继承者。[1](P180)孔子之学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[1](P38)。参照前引《尽心下》末章所说：由孔子而来至于今，百有余岁，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，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[1](P352)，其以承接尧舜孔子之道自任的担当与自我意识，可谓溢于言表。

三 孟子道祖尧舜孔子，其在学术脉络上，则自觉宗承曾子、子思一系内转省思的理路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和学术传统。沈犹行曰：是非汝所知也。

不聪不明，不圣不智，不智不仁，不仁不安，不安不乐，不乐无德。觙，郭沫若认为即伋也就是子思[9](P146)。

它强调德高于位，以超越性的道义法则为现实政治之合法性的根据。古人认为音律本自天地自然之道，故平正中和之乐，可以达沟通神人、天人之境。

其在我者，乃大体立乎中而其小者不能夺，我之所施，乃古圣王者之制。不过，韩非儒分为八之说，其本意是要说明世所存者多为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辞，不足为治，必须以刑赏法度来治国，并非从儒家思想学说的关系来讲问题，实不足据以论孔子以后儒家思想学术之发展。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曾子，师也，父兄也;子思，臣也，微也。

其尊德乐道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也。在学术脉络上，孟子自觉宗承曾子、子思一系内转省思的理路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，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心性的超越基础。

孟子推重曾子子思，认为曾子子思同道，即有相互一致、一贯的德性原则和为学精神。孟子论圣道传承，区分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两类道的担当者，其道理亦在于此。

《公孙丑上》孟子里引子贡的说：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[12]第二点，表现为一种内在贯穿的精神气质。